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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潘文郁

      作者:佳茹發表于:2018-06-09 09:35:24  短篇敘事散文關注度:楊柳岸網絡文學為您統計中..

      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潘文郁

      陳志華 李家武

      摘要 曾被周恩來總理稱“有重大貢獻而過早犧牲”的潘文郁,是中共早期著名的理論家,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但由于歷史原因,潘文郁的傳奇人生和歷史貢獻卻長期不為人所知。本文從馬克思主義在襄陽的重要奠基者、馬克思主義在黨內的重要傳播者、馬克思主義在獄中的重要堅守者、馬克思主義在黨外的重要啟蒙者、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重要推動者5個視角,講述了潘文郁用鮮血和生命書寫的在今天依然感人肺腑的一段段中國革命傳奇故事。堅定的信念,杰出的才能,重大的貢獻,坦蕩的胸襟,崇高的品質,潘文郁大無畏的革命犧牲精神,不得不令后人敬仰。

      關鍵詞 堅定;馬克思主義;潘文郁

      曾被周恩來總理稱“有重大貢獻而過早犧牲”的潘文郁(1906-1935年),原名潘問友,又名潘成文、潘東周、潘文育、潘玉華,號冬舟,湖北襄陽人,是中共早期著名的理論家,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作為近代著名的翻譯家,經潘文郁翻譯的外國進步作品,影響了中國近代思想革命歷史進程,這其中他翻譯并在中國廣泛傳播的馬克思革命巨著《資本論》,使中國近代革命志士都從中受到啟發和影響。但由于歷史原因,潘文郁的傳奇人生和歷史貢獻卻長期不為人所知。潘文郁用鮮血和生命書寫的一段段中國革命傳奇故事,在今天依然感人肺腑。堅定的信念,杰出的才能,重大的貢獻,坦蕩的胸襟,崇高的品質,潘文郁大無畏的革命犧牲精神,不得不令后人敬仰。

      一、馬克思主義在襄陽的重要奠基者

      1.潘文郁第一次接觸馬克思主義

      1906年4月4日,潘文郁誕生在漢江邊上一座秀麗的小鎮——襄陽東津灣。受家鄉襄陽自古物華天寶、人杰地靈的浸潤和滋養,潘文郁幼年好學善思,9歲的時候就天賦盡顯,提筆成文,700字的文章竟能一氣呵成。

      1922年,16歲的潘文郁考入家鄉襄陽的湖北省立第二師范學校(1923年轉入武漢共進中學讀書),在這里,他第一次接觸了肖楚女把馬克思主義首次傳播到襄陽的革命火種。一經接觸,馬克思主義就深深植入潘文郁的頭腦。

      1920年9月,中國共產黨早期青年運動領導人之一的蕭楚女第一次來到襄陽,在湖北省立第二師范學校任國文、物理、哲學教員。教學中,他鼓勵學生學習新文學和魯迅作品,組織“鄉俗改良會”,并開展移風易俗的宣傳活動。1921年夏,因受反動勢力的排斥被迫離開襄陽。

      1924年1月,蕭楚女因母親病重離開重慶回到武漢。應二師廣大師生的強烈要求,他于母親去世后,第二次來襄陽,到湖北省立第二師范學校任教。這時,他已成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1922年夏加入中國共產黨)。帶著黨的重托,他在二師繼續從事革命活動。

      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和學生覺悟的不斷提高,蕭楚女此時已考慮準備在襄陽建立黨組織,對學生中的先進分子進行考察培養,把李實、劉子谷、燕文新、方福生、殷乾三、程欽等人列為發展對象。

      蕭楚女在襄陽的革命活動,引起了襄陽反動勢力的恐慌。在特殊背景下,第二次來二師任教僅僅3個多月的蕭楚女不得不再次離開襄陽。1924年初,國共兩黨實現合作,蕭楚女于5月前往上海,隨團中央安排工作。

      蕭楚女是襄陽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他兩次來二師執教,在襄陽播下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火種,給進步青年指引了革命道路,為潘文郁到襄陽建立襄陽地區第一個國民黨小組、謝遠定到襄陽建立中國共產黨組織奠定了思想和組織基礎。

      2.潘文郁回家鄉襄陽領導學運

      1925年5月30日,震驚中外的五卅運動在上海爆發,并很快席卷全國。五卅運動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群眾性反帝愛國運動,它標志著大革命高潮的到來。

      五卅慘案激起了湖北學生的極大憤怒。此時的潘文郁,于1925年7月1日被吸收為共青團團員,8月轉為中共黨員,已成長為學聯骨干。

      當時正是國共第一次合作期間,基于國民革命的共同目標,共產黨員可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與其他共產黨員一樣,潘文郁也跨黨加入了國民黨。

      作為湖北學聯代表,潘文郁受中共武漢地委書記、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常委董必武派遣,回家鄉襄陽到曾經就讀的湖北省立第二師范學校,領導學運的開展。

      3.潘文郁建立襄陽地區第一個國民黨小組

      回到家鄉襄陽從事黨務工作,潘文郁身份是國民黨湖北省黨部特派員。

      潘文郁在肖楚女曾經在第二師范學校啟動建立黨組織準備工作的基礎上,深入群眾中進行考察,從中發現具有反帝反軍閥和民主革命覺悟的人員,把在第二師范學校中和聲援“五卅”運動中表現突出的方復生、孫承孝、高如松等人吸收為國民黨黨員,建立了襄陽地區第一個國民黨小組 (1926年,國民黨襄陽縣黨部成立,中共黨員李實任縣黨部常委即書記長)。接著,這批國民黨員又加入共產黨,成為襄陽地區共產黨的基礎。

      1925年11月,謝遠定將襄陽的黨、團員組織起來,建立了第一個襄陽黨團特支,并擔任了特支書記。

      襄陽地方黨組織的建立,是襄陽革命史上劃時代的大事,具有深遠的偉大歷史意義。它標志著在襄陽第一次有了一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行動指南的無產階級政黨的地方組織,從而使襄陽的革命有了堅強的組織者和領導者,給災難深重的襄陽人民帶來了光明和希望。從此,襄陽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斗爭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襄陽的革命面貌為之一新。

      4.潘文郁出席中共“六大”

      1925年10月7日,蘇聯顧問鮑羅廷在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第66次會議上,正式宣布為紀念孫中山先生而籌建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建立,蘇聯幫助中國培養干部。中共中央從湖北選拔了11人,潘文郁是其中之一。因其學習勤奮,不久被學校選拔為課堂翻譯,在大學里小有名氣。曾和張聞天、王稼祥等同學一起受到校方的表揚。一年后,受聘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擔任俄文翻譯。

      1928年6月18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蘇聯莫斯科召開。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唯一一次在國外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

      這次會議是潘文郁革命生涯的一個里程碑。出席“六大”的142名代表中,指定參加的代表53名,他是其中之一,代表證號碼為91號。既是會議代表,又兼做翻譯,他的俄語水平、翻譯能力和工作實績,受到周恩來、李立三的贊賞,也由此被留在莫斯科工作,擔任“六大”期間在莫斯科成立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秘書長。

      二、馬克思主義在黨內的重要傳播者

      1.潘文郁回國工作

      “六大”后,在周恩來離蘇前,建議潘文郁回國工作,他欣然應允。

      1928年底,潘文郁奉命回國后,被安排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當時的部長是蔡和森,潘文郁繼李實之后任秘書,負責主持中宣部日常工作。這時,潘文郁已成為具有堅強共產主義信念的知識分子,明確主張無產階級必須通過階級斗爭和暴力革命推翻剝削階級的統治,根本改造中國社會。

      作為中國共產黨早期的理論家,為了正確貫徹黨的“六大”制訂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更好地總結過去的經驗,系統地研究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后的新形勢與黨的任務,進一步統一全黨思想,發展革命,潘文郁積極主張辦好黨的中央機關刊物。他在以問友名義撰文《提高我們黨報的作用》中說:“無產階級的政治任務是非常大的,它必須動員全無產階級的力量,在同一個正確的政治認識之下,在同一個正確的策略之下,繼續不斷的長期的堅決的奮斗,然后才能取得最后的勝利。為達到這一任務起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必須有全國范圍內的經常的定期的政治機關報,有系統的對全國無產階級及廣大的勞苦群眾作廣大的政治教育,深刻的解釋一切政治問題,戰勝統治階級的欺騙,指出正確的革命斗爭的策略。”

      2.潘文郁參與籌辦黨刊

      潘文郁的意見,得到中央的支持。他積極參與籌辦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并參與領導《布爾塞維克》( 1928年11月,《紅旗》創刊后,《布爾塞維克》從黨中央機關的一種綜合性刊物轉型成為專門的理論性刊物)等刊物的編輯出版發行工作。《紅旗》由謝覺哉任主編,他任副主編。李立三兼任《布爾塞維克》主編,他任副主編。從此,潘文郁開始了運用黨的喉舌,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工作。

      《紅旗》自1928年11月20日創刊到1930后8月20日終止,共出版126期。潘文郁以問友的筆名在第一期和最后一期都發表的有文章。目前已發現他為《紅旗》撰寫社論、評論、時事論文共64篇,還在《布爾塞維克》《黨的生活》等刊物上發表了很多文章,有些文章長達數萬言,充分顯示了他的政治才華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修養。

      3.潘文郁宣傳馬克思主義

      潘文郁在1928年12月1日《布爾塞維克》之《十月革命對于中國革命之經驗》旗幟鮮明地撰文說:“十月革命……告訴我們,歷史的進化是走向無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在全世界范圍內是要死亡的,十月革命正是我們前進的燈塔,他照耀著我們走向光明的道路”。

      對于廣州暴動,潘文郁在1928年12月4日《紅旗》之《廣州暴動在世界革命史上的意義》一文中給予了很高評價:“廣州暴動開始了中國革命之蘇維埃的階段,在廣州暴動及蘇維埃的組織中,證明了中國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作用,廣州暴動證明了中國革命僅只有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才能取得勝利”。

      在1930年4月26日《紅旗》之《蘇維埃政權與土地革命》中,潘文郁提出黨在當時的任務是爭取群眾,在農村建立紅軍,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他在文章中寫道:“失業破產的農民以及將要失業破產的農民,這正是中國農村中受封建剝削最殘酷的階層,他是農村中反封建地主階級之基本的力量,也就是中國土地革命之最急進的先鋒,若不使他們廣大的動員起來,則中國革命是不能勝利的。”

      在《布爾塞維克》第3卷第4、5期合刊之《走向革命高潮的形勢》一文中,潘文郁強調組織紅軍的指導思想“在土地革命的過程中來擴大紅軍的發展。農民群眾武裝,不應該只成為赤衛隊組織,他應該組織成正式的紅軍。”“在農村中,武裝暴動及紅軍游擊隊的擴大,成了非常顯著的事實。全國紅軍的發展,從前多在鄉僻小縣中,現在已經普遍到重要交通區域,不斷的消滅政府的軍隊,占據城市。”“……只有農民是無產階級之最可靠的同盟者,無產階級只有與農民的聯合才能得勝利。……農民也只有與城市無產階級站到一個戰線上才能得到解放。”

      潘文郁在他的文章中,還用大量篇幅宣傳了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報道了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指示和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經驗教訓。強調要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堅持反帝反封建的斗爭,特別是堅持土地革命斗爭的正確方向,對中國革命起了積極地推動作用。

      潘文郁除在《紅旗》《布爾塞維克》等黨的刊物上發表文章外,還和王學文等創辦了《新思潮》雜志,人稱“新思潮”派。他們率領一批革命知識分子,以《新思潮》雜志為陣地,同“動力”派和“新生命”派進行了激烈的論戰。

      潘文郁在《新思潮》上主要以潘東周的署名發表文章,著有《中國經濟的性質》《中國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其發展及其將來》《中國國民經濟的改造問題》等文章。明確指出“當時中國的經濟是帝國主義侵略下半殖民地的封建經濟,而且這種封建經濟在全國經濟的比重中占著極大的優勢。”潘文郁的論述盡管還有某些不足之處,但他在闡明當時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動力和前途方面旗幟是鮮明的,立論是正確的。推動了更多的革命知識分子、革命理論家、政治家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中國的歷史和現狀,探討中國社會問題,很多人包括李達、劉夢云和劉蘇華等有影響的人物登門或函訪潘文郁,一時,潘文郁聲名大振。

      4.潘文郁在黨內的地位和作用

      早在1929年7月,中共中央曾致信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信中陳述中央急需理論人才,要求“至少要有像沈澤民、潘文郁這樣的理論人才四五個”,可見潘文郁當時在中共黨內的地位和作用。特別是在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間,潘文郁成為李立三的得力助手,他不但是李立三的左膀右臂,還是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的“文膽”,在擔任向忠發的秘書階段,他代向忠發起草了長達九千字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告全體同志書》。

      1930年初,中共中央作出了“停止革命文藝內部論戰,統一對敵”的決定。潘文郁遵照中央精神,親自到內山書店找魯迅商討,魯迅贊成中央的意見。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于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了左翼作家聯盟,潘文郁出席了這次大會。

      1930年,思想理論界展開了關于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討論,潘文郁以《新思潮》雜志為陣地,同國民黨反動文人、托派分子展開了激烈的斗爭,進行了有力的批駁,為闡明中國當時是帝國主義侵略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做出了積極貢獻。

      1930年7月成立中共中央總行動委員會,年輕的潘文郁當選為委員,理想追求和人生價值都達到了高峰。

      三、馬克思主義在獄中的重要堅守者

      1.潘文郁從巔峰跌入低谷

      然而,白色恐怖籠罩著中國大地。正當此時,一場黨內政治斗爭使潘文郁的人生從巔峰跌入低谷。

      1931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取代李立三的位置,潘文郁被從上海調到中共河北省委宣傳部當宣傳干事。

      這年的6月2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被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逮捕,寫下自首書后的第三天被處死。隨即,中共軍委干部胡章原投敵,導致中央宣傳部負責人羅綺同和中央監察委員楊匏安等16人被捕。羅綺同自首叛變,楊匏安被殺害。

      緊接著,中央北方局(后改稱中共順直省委)軍委書記廖化平在天津被捕,也向敵人自首,致使包括北平在內的河北省委所屬的許多機關遭到破壞。

      此時,潘文郁在河北省委負責地下聯絡工作。7月21日,他奉命到北平西交民巷附近的文宣公寓秘密接頭,因不知地下機構已經被廖化平出賣而落入國民黨北平特務機關手上。

      2.潘文郁被捕脫黨

      初到北平就落入敵手,已經讓潘文郁感到意外。然而讓他感到更加意外的是,廖化平叛變后投靠了軍統,出賣了黨組織,并親自參與了對他的審訊。

      潘文郁來自于上海的黨中央,又頗具知名度,廖化平很清楚他的根底,潘文郁想與敵人斗智斗勇,否認自己的中共黨員身份已經不可能。于是,審訊室里,他坦然承認自己是一名共產黨員。

      潘文郁填了表。但表示:“第一,不帶憲兵特務上街抓人;第二,我沒有什么秘密可談;第三,我不當堂對質。”仍堅守革命者的情操,信仰馬列主義。

      潘文郁的被捕,引起了黎天才的注意。黎天才原名李渤海,曾是共產黨人,1927年10月,他在中共北京市委書記任上被張作霖的奉系軍閥逮捕,酷刑折磨加上灌糞湯,他招供了,更名改姓投靠奉系并取得張學良的信任,擔任國民黨北平市公安局政訓部秘書和北平憲兵司令陳興亞的秘書長,惜才的張學良還拜這個北京大學的文科高才生為師。

      黎天才雖然叛變了中共,幫助敵人勸降被捕的革命同志,但他在張學良身邊也做了不少對中共有利的事。他久慕“大秘書”潘文郁的大名和文采,想讓潘為其撰寫《在帝國主義炮火之下的中國國防問題》一書,1932年將潘文郁保釋出獄,潘文郁由此脫黨。潘文郁在特務的監督下完成了這本書,他在書中宣傳抗日統一戰線,號召人民起來增強國力,搞好國防。并用稿費買了一批書作為贈品,贈送給東北軍中的愛國將士,向他們傳播抗日救國的意義,號召他們起來組織全民族的統一戰線,建立鞏固的國防,抵抗外侮,保衛疆土,激發了很多人的愛國熱情。

      3.潘文郁翻譯《資本論》

      在失去與黨組織的聯系而心里又十分苦悶的情況下,潘文郁認為馬克思所著的《資本論》是中國社會科學界所迫切需要的,于是開始了《資本論》的翻譯工作。他超負荷地工作,接連翻譯了《資本論》第一卷的第二、第三分冊(約40萬字),分別在1932年8月和1933年3月以潘冬舟的署名,由東亞書局出版發行。這兩分冊連同陳啟修譯出的第一分冊,是《資本論》最早的中文譯本,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做出了貢獻。

      4.潘文郁加入“北京特科”

      潘文郁在“國防論”上宣傳統一戰線、抗日救國的理論和翻譯出版《資本論》等事,被中共地下黨“北京特科”( 北京特科是30年代一個嚴格遵守周恩來的指示:“不與黨的地方組織發生聯系,單獨進行情報、兵運、保衛、鋤奸等活動”的黨的隱秘機構)發現。經過對潘文郁被捕前后的情況了解,認為潘文郁仍然有堅定的革命意志和高尚的革命情操,隨后受命創建北京特科的吳成方便派人和潘文郁取得聯系,于1932年5月吸收他為“北京特科”成員,潘也因此再次成為中共的秘密黨員。

      四、馬克思主義在黨外的重要啟蒙者

      1.潘文郁化名加入張學良的東北軍

      1934年1月,張學良從歐洲考察回國,被蔣介石任命為豫鄂皖三省“剿總”副司令,代行總司令職務。

      擔任“剿總”政訓處少將副處長的黎天才,迎合張學良對共產黨革命理論產生的興趣,順勢把潘文郁作為馬列主義學者推薦給張學良。于是,潘文郁化名加入了張學良的東北軍。

      潘文郁的博學和見解讓張學良折服,張學良也很快喜歡上了年輕精干的潘文郁。

      2.潘文郁成為張學良的啟蒙老師

      張學良把化名潘東周的他從北平調到武漢徐家棚“剿總”司令部,潘文郁從此留在張學良身邊工作,并當上了機要組的中校秘書,同時還教張學良學習《資本論》,成為了張學良的啟蒙老師。

      潘文郁結合日軍侵占東北的事實,把《資本論》講得有理有據,入木三分。張學良聽得十分認真,對潘文郁更加敬佩。

      潘文郁利用張學良對他的信任和工作之便,常常提醒張學良東北的許多流亡青年都熱烈希望抗日,并及時完成了“北京特科”交給他的各項工作任務,為黨提供了很多國民黨“圍剿”蘇區的核心機密。所以,第五次反“圍剿”初期,紅軍經常不失時機擺脫危險境地,轉敗為勝,潘文郁的情報起了重大作用。

      3.潘文郁身份徹底暴露

      由于中共臨時中央繼續推行軍事冒險主義,提出“御敵于國門之外”的錯誤方針,致使紅軍連續作戰近兩個月,未能御敵于蘇區之外,以至反“圍剿”后期完全陷入被動地位。身在敵營的潘文郁每天看到和聽到中央紅軍失利的消息,內心焦急萬分,他一方面緊張地關注戰事,一方面加緊搜集機密情報。

      此時,北京特科派楊青林專程到武漢秘密會見潘文郁,索要敵人的兵力部署和戰役行動等機密情報。

      潘文郁看著面前的大量文件,內心做著抉擇,自己一個人在辦公室抄寫,條件不許可,最好能帶回家讓妻子廖素丹幫著抄寫。可是,這樣做的風險很大,一旦被發覺,身份必然暴露;可是,不帶回家抄寫,就不能盡快交給楊青林帶回。最終,他決定冒一次險。

      趁著夜色,潘文郁把機密文件悄悄帶回家,和妻子一起連夜抄寫。由于文件太多,黎明時,還是沒能抄寫完畢,而楊青林又必須當日往回趕。

      潘文郁心一橫,把抄寫完的文件連同沒來得及抄寫的文件原件一股腦兒交給了楊青林,其中一份原件詳細印有“剿總”所屬部隊番號、兵力、駐地,以及團以上主要軍官姓名等情況的文件,那是豫鄂皖“剿總”的核心機密,只發給“剿總”長官及直屬的各廳、處、組。潘文郁手里那份是他負責存檔保管的。他知道這份文件的重要性,反“圍剿”指揮官可以通過它確切了解敵部的兵力和分布情況,只是文件長,來不及抄寫了。

      楊青林帶著密件回到北平不久,中共北平地下市委機關遭到駐北平的憲兵三團毀滅性的破壞,20名特科成員遭逮捕。憲兵三團逮捕特科成員賀善培的時候,在北平西城南千章胡同15號他的家里搜出了大量情報材料,其中就有那份核心機密文件。

      文件先是到了憲兵三團團長蔣孝先的手上,又火速報到了南京蔣介石那里。這份文件本該在潘文郁負責保管的機要組的文件柜里,卻跑到了北京特科成員的手里,潘文郁很可能是“共諜”。

      蔣介石的震怒可想而知,他急電張學良,同時還把從北平查獲的密件作為確鑿證據發給張學良,要他把共諜潘文郁押解去南京法辦。

      張學良認為潘文郁是一位難得的人才,一心想保他;另一方面,張學良很重義氣,對自己的部下從來是處處保護。事發后,他對黎天才說:“我張某從不出賣自己的部下。”因此,他盡力拖延著不辦。當南京又來電催促時,他回電蔣介石請求從寬處理潘文郁。

      為了掩人耳目,也為了防止特務暗殺潘文郁,他命人從機要組辦公室把正在工作的潘文郁帶走,保護性地限制在司令部自己的官邸里。

      潘文郁向黎天才請假,回家去看看。黎天才批準后非常后悔,深怕潘趁此機會逃之夭夭,無法向張學良交待。事過不久,潘文郁按時回來,黎天才為此極為感動,向潘坦露自己的心事。

      潘文郁動情地對黎天才說:“我逃跑了叫你吃官司,那不是人做的事。”

      黎天才把潘的這番話匯報給張學良,張更加敬佩潘的品德。他提筆給潘文郁寫了一封信,告慰潘不要驚慌,安心等待,他要盡最大的努力來解救他。

      在張學良的努力下,事情拖了近一個月。就在張學良看到曙光的時候,被捕的楊青林叛變了,他供出了潘文郁是潛伏在張學良身邊的紅色諜工,潘文郁曾提供了大量軍事情報給中共。由此,潘文郁的身份徹底暴露。

      4.潘文郁英勇就義

      愛才的張學良下不了手,電復蔣介石,為潘文郁求情,“這個人通6國語言,很有才華,這樣的人,中國還極少。”招致蔣介石嚴厲斥責。

      擔心張學良作偽,蔣介石指定參謀長錢大鈞監視處決潘文郁。

      張學良見潘文郁難以幸免,只得面見潘文郁說:“委員長發脾氣了,他的脾氣很厲害,我實在無法保全你了,你還有什么身后的事要辦?”“死前,我想留下些想說的話。”潘文郁說。張學良惋惜地看著潘文郁,點頭同意。

      潘文郁一夜未合眼,奮筆疾書到天亮。放下筆,他眺望家鄉的方向——襄陽東津灣,那是坐落在漢江邊上一座秀麗的小鎮。此時,東方地平線的一輪紅日正噴薄欲出。他長嘆了一口氣,少小離家鬧革命,雖很少回去看家鄉父老,卻也沒給家鄉丟臉,只是,過早離開,所學和志向來不及再回饋家鄉和革命事業了……

      第二天,也就是1935年3月3日黃昏,年僅29歲的潘文郁從容地走出張學良的官邸。據目擊行刑的一個國民黨軍官事后描述,潘赴刑場的時候非常從容、鎮靜,面不改色,把雙手向后一背,示意劊子手捆綁。然后,他轉身,面向對準自己的槍口,視死如歸。

      潘文郁英勇就義,張學良非常痛心。他后來曾對共產黨員劉鼎說起潘案,感情沉重地說:“殺朋友是最不應該的,也是最難過的。”他說潘會6國文字,很有學問,是個人才。潘寫過幾萬字的供詞,講的都是共產主義的理論、主張,和將來一定成功的道理。張說,他曾建議把潘留在武漢長期監禁,但蔣介石不允,最后還是殺掉了。言下表示不勝惋惜之意。

      不過,這段已經過去的歷史在當今看來,更為重要的是:在潘文郁犧牲前,“一黎一潘,真格的殊途同歸,把對蔣介石已灰心的張學良推上了‘革命道路’”。這才是潘文郁在歷史上的重要貢獻!

      1949年武漢解放后,周恩來親自發電報到武漢,指示一定要找到潘文郁的家屬,并作為烈屬對待。

      “文革”期間,潘文郁的親屬被扣上“叛徒”家屬的帽子。結束浩劫后,幸存下來的吳成方希望上級搞清楚“北京特科”以及潘文郁的情況。公安部史料征集辦公室牽頭,北京市公安局歷時7年,終于查清了潘文郁不為人知的壯烈經歷。

      1988年5月30日,在潘文郁犧牲53年后,民政部批準追認他為革命烈士。

      五、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重要推動者

      1.社會動蕩背景下,潘文郁的表現突出

      潘文郁參加革命時期,正是國內新舊兩種思潮激烈碰撞,新思想在舊思想舊勢力的圍剿打壓下,艱難成長之時。

      在蘇聯期間,潘文郁積極進取,俄語水平得到很大的鍛煉和提高。多次被選派為代表,參加各種演講,成為當時大學里思想活躍,受人關注的人物。

      1928 年,國內政治斗爭加劇,參加革命組織會有很大的政治風險。在國內一片白色恐怖氣氛中,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蘇聯莫斯科郊外一個鄉間別墅中舉行。在這次大會期間,潘文郁身兼數職,既是代表參與大會議題,又兼做翻譯工作,將一些外文資料進行整理匯編。

      大會期間,斯大林、布哈林都以國際共產代表的身份在大會上進行講話,他們與周恩來、瞿秋白、蔡和森、項英等人進行廣泛的思想交流,潘文郁全程參與并做及時翻譯。他出色的外語水平,得到了中共和共產國際的一致贊揚。

      2.坎坷的革命之路,潘文郁翻譯出蝴蝶效應

      1931年,黨內派系之間對革命理念的不同理解使內部矛盾和與共產國際之間紛爭不斷。同時國民黨繼續給共產黨以極大的社會壓力,制造了數起對共產黨的大屠殺,白色恐怖加劇。

      1931年6月22日,北平的共產組織遭到了嚴重破壞,重要領導人向忠發、羅琦、楊鮑安被捕,胡章原叛變,此次北平中共高層的人員損失,讓整個河北黨組織猝不及防。

      王明接替李立三成為中共新的領導人后,潘文郁隨即從上海調到北平。

      潘文郁初次來到北平,在西郊民巷的接頭地點就被早已等候的特務抓捕。在敵特的審訊室里,潘文郁坦然承認自己為中共黨員,在敵特對潘文郁威逼勸誘下,潘文郁于迷茫之中,寫了自首書,并登報聲明脫離共產黨。這次的變節讓潘文郁痛苦不已,心情低落至谷底。雖然他離開共產國際陣營,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不變。

      為了對革命作出貢獻,潘文郁開始將馬克思的《資本論》翻譯成中文,在此期間,他謝絕了國民政府對他的官職利誘,拒絕了到有傾日傾向的馮庸大學任教,連國民黨大員戴笠的親自相邀都被他婉言謝絕。此時的潘文郁一門心思進行譯注工作,在回避外界打擾的情況下,終于將馬克思的《資本論》譯成中文,并以署名潘冬舟將《資本論》中文譯本出版發行。

      這部中文譯著一經問世,在當時社會知識界引起了巨大反響,《資本論》中新的思維和對社會進步的解讀,讓很多人第一次感受到從未有過的心靈體驗。整個社會紛亂的現實,讓更多人開始思考中國的未來,和中國應該走的道路。

      《資本論》一經出版,就被國民黨當局列為禁書,禁止人民購買和閱讀,但越是這樣,更加激發了人民渴望了解書的內容,探尋真理的想法。人們想方設法搜尋這部著作,當時的社會革命家魯迅、陳獨秀等進步人士,也以署名文章發表對資本論的見解,《資本論》所形成的蝴蝶效應一發而不可收,這讓翻譯此部著作的潘文郁心中感慨萬千,對自己為共產革命的貢獻而欣慰。

      潘文郁的所作所為,讓北平地下黨重新審視這個曾經登報聲明脫離中共的著名翻譯家。經過多方考證和深入了解,黨組織認為,潘文郁當時的所作所為,完全是被脅迫無奈之下作出的選擇,他的自首,是有人指使之下的結果。在退出中共組織后,他沒有出賣黨組織,也沒跟隨特務去指認哪些人是黨員,更沒有參與國民黨的一切活動。在其閉門自省的這段時間內,將馬克思專著《資本論》翻譯成功,北平中共特科領導人陳賡,將潘文郁的一切資料上報周恩來,周恩來特別指示,要以各種方式與潘文郁進行接觸,在不引起國民政府對他警惕的前提下,不惜一切代價將潘文郁爭取過來,為革命做貢獻。

      此時的中共對翻譯人才十分渴求,特別是像潘文郁這樣具有頂尖能力的翻譯人才,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為此中央特別派出以周怡為首的聯絡員與潘文郁進行試探性接觸。

      周怡的來訪,讓潘文郁明白了她的來意,此時他內心產生巨大波瀾,對恢復為革命工作產生了很大的遲疑。周怡看出了潘文郁的內心斗爭,她用真誠化解了潘文郁內心的疑慮,使潘文郁重新燃起為革命出力的信心。

      對于潘文郁的思想改變,北平黨組織經認真準備,再次派出重要領導人吳成方面見潘文郁,這次見面,雙方坦誠相待,吳成方將當前所面臨的嚴峻形勢和危險狀況向潘文郁進行了說明,要讓潘文郁在內心做好心理準備。潘文郁對此也早已有了自己的想法,雖然危機重重,但對革命信仰的執著和對共產主義的熱愛,讓潘文郁毫不猶豫地重新回到革命隊伍當中。

      3.潛伏于敵特之間,潘文郁做出重要貢獻

      在重新成為黨組織一員之后,潘文郁再次找到新的人生目標。在中共特科的指導下,他開始學會觀察熟悉各種適應環境的方法。

      此時國民黨與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關系緊密,每天都有大量情報進行互換交流,美國為了使其價值觀早日成為中國人的思想觀念,派出了大量技術人員參與國民政府的各項工作,一方面幫助民國政府成立各種組織,另一方面積極配合其對共產黨的圍剿和鎮壓。

      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指示潘文郁盡量接近國民政府要員,就這樣,在戴笠再次邀請潘文郁到南京做客之時,潘文郁欣然前往,雖然沒有當面答應戴笠要求其加入其特務組織,但按照黨指示對戴笠說已經加入奉軍,不好這么快喜新厭舊。但也許諾與其保持聯系,以便能互相交換情報。潘文郁的想法,得到了戴笠的贊賞。

      不久,潘文郁在黎天才引薦下,來到張學良所在的東北軍,他的才華立刻得到張學良的關注。

      1934年,張學良被蔣介石委任“剿總”,對解放區進行征討,這使得潘文郁有機會接觸到大量情報。

      在此期間,張學良對中共的一些資料很感興趣,這使潘文郁有機會給張學良介紹共產黨和共產黨的一些主張,使得張學良對中國共產黨產生了興趣,對中共的抗戰政策有了新的認識。

      張學良在此時將潘文郁看成心腹,把他安排在機要組當翻譯秘書。這使得潘文郁每天都能夠看到大量的英文情報,對其中很有價值的情報,潘文郁都認真記錄并發給中共地下黨組織。

      4.對中國革命的推動,潘文郁的價值無法估量

      潘文郁超人的才智,讓他能熟練運用6國語言,成為當時國內翻譯界的佼佼者。這樣的人才在當時受到各方面的關注。國民黨政府更是對潘文郁的個人才華極為欣賞,但潘文郁在張學良這里,也受到極高的尊重和重用。在這樣的情況下,潘文郁不斷接觸民國的政治經濟重要文件,將外國大量信息資料進行翻譯和整理。在獲得民國政府的賞識之時,也為中共提供了大量絕密情報,大大緩解了中央在國民黨政權統治下的壓力。

      后來的一次嚴重的“泄密”事件,讓潘文郁的身份遭到暴露,在情況危急時刻,潘文郁沒有選擇逃跑,而是堅持將手中情報轉移出去,潘文郁的被捕,震驚了整個民國政府,經潘文郁之手轉移出去的絕密資料,已經不可計數。對民國政府所造成的損失不可估量,連美國對中國的各種機密文件都位列其中,受到波及。

      蔣介石對出現如此重大的“泄密”事件大為震怒,在對潘文郁查清其真實身份后,不顧張學良等人的勸說,執意對潘文郁執行死刑。

      1935年,年僅29歲的潘文郁英勇就義。但他對中國革命的推動和對革命作出的貢獻價值卻無法估量。

      潘文郁在其生命后期獲取的大量情報,為中國革命扭轉戰局起到了關鍵作用,但要說他最大的貢獻,就是在他人生失意之時,對馬克思的《資本論》的譯注,成為其人生最閃耀的光點。

      潘文郁對資本論的引入,讓迷茫中的國人從這部著作里獲得新知,資本論促進了國內知識界對資本以及國家性質的思考,各種評論和對社會時局的分析文章開始大量出現在各種報刊上,引起了社會百姓對國家政治的極大關注,也使更多的人思考適合中國國情的國家性質。在資本論以及其他革命進步思想的啟迪下,社會上越來越多的進步青年,毅然投身革命的懷抱,為革命出生入死,并最終將革命進行到底,獲得成功。

      潘文郁作為推動中國革命發展的重要一員,正是他用對語言的熟練掌握,翻譯了大量資料,使中國革命歷程少走很多彎路,并最終掌握主動,獲得最后的勝利。

      作者簡介

      1.陳志華,女,1971年11月出生,漢族,中國民主同盟盟員,碩士研究生,襄陽汽車職業技術學院副教授、產學研工作處副處長、襄城區政協常委。曾主持完成多項國家、省、市級課題,公開發表學術論文30多篇。研究方向:高校智庫研究。

      通訊地址:湖北省襄陽市襄城區尹集東街66號

      郵編:441021

      聯系電話:15972262209

      郵箱:601138656@qq.com

      2.李家武,男,1962年2月出生,漢族,中國共產黨黨員,大學本科畢業,襄陽市黨史和地方志辦公室黨史黨建專業講師、襄陽市中共黨史學會副秘書長。曾在全國各級報刊發表論文20多篇。研究方向:黨史黨建研究。

      通訊地址:湖北省襄陽市黨史和地方志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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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江翀d推薦:江翀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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