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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我的高考

      作者:13950899948發表于:2018-09-11 15:56:01  短篇敘事散文關注度:楊柳岸網絡文學為您統計中..

      1979,我的高考

      周貴義

      (一)文理分班

      恢復高考以前,大學對我來說是既遼遠又神秘,覺得跟自己一絲關系也沒有。

      1977年恢復高考,我的發小張必麟的哥哥,一個只有初中畢業,每天跟著父親學裁縫討生活的后生,竟然考上廈門大學,這樣的奇跡讓我驚詫不已,好像大學并不是那么的可望而不可即,至少,離我家不足兩百米的地方,就出了這么一個實實在在的大學生。不過,對于一個剛上高中,每天早上天蒙蒙亮就要起床拾糞掙工分,傍晚要挑大糞澆甘蔗,周末要拔兔草找豬食或上山砍蘆葦割蘆萁柴的孩子來說,“大學”兩個字并沒有太大的觸動,講起發小的哥哥,也是輕輕淡淡,像講一個與自己毫不相干的傳奇故事,除了有一點羨慕,妒忌和恨是根本不存在的。

      一上高二,卻莫名其妙的有些緊張起來,一是那時的學制很短,幼兒園一年,小學春季招生改為秋季招生,五年半,初中兩年,高中兩年,上了高二,意味著我們馬上就要畢業,就要參加高考了,或許將永遠離開校園;二是曲溪、賴源的高二學生都合并過來,上一個年級許多學習不錯,高考落榜的學生也回來復讀了,班上多了幾個陌生的面孔,雖然三幾天就熟了,但總感到像是要搶我們的飯碗一般;三是聽說要重新編班,分文科班理科班和中專班。總之,有點人心惶惶。很多同學都覺得原班級挺好的,不要再分了,我也有同感,但愿分班之說只是謠言。

      校長沈君奇,是建國初年姑田區的區長,那時姑田區管轄著姑田、曲溪、賴源三個地方,沈區長是個響當當的人物,文革時被打成走資派,頭像被丑丑的畫到廁所里,“四人幫”倒臺后平反昭雪,后來回到姑田中學任校長。他豪爽豁達,自稱農民大老粗,卻極有領導力。有確切的消息,分班是沈校長的主意。既然是沈校長的決斷,那一定是鐵板釘釘的事。

      那幾天上課前或課間,同學們總在議論分班之事。有人咬筆頭,有人敲筆盒,有人交頭接耳。幾個要好的同學問我怎么報,我都搖頭,年段四個班,我的成績排在前面一些,報理科吧,物理的這個“力”那個“力”常常把我搞得暈頭轉向,化學的方程式的“價”也總是配不平。報文科吧,史地生不知道要學些什么,況且,成績較好的同學都報理科的多,說是不考大專可考中專,文科只有考大專一條路。父母沒什么文化,不可能提供參考,親房中還沒有人讀過高中,沒有人幫助指路,正是左右不是,猶疑難決。

      一日,張必麟神秘的向我展示一個物件,是一本橫版的工作筆記,翻開筆記,細小而娟秀的筆跡記錄的是高考的考綱和重點知識,語數英政史地齊全。必麟告訴我是從吳功和同學處借的,功和的哥哥吳功民77年參加高考,曽輔導過他哥哥。我心跳加速,愛不釋手,賴著臉皮也要轉借過來,必麟實在拗不過我,只好偷偷借給我,并強調再三,明天必須歸還。我如獲至寶,晚飯一吃完,就躲入房間開始抄,抄到雞叫二遍,手指僵麻才匆匆上床。第二天上午推說忘記在家,上課又偷著抄,廢了兩本科作業紙,總算抄完,下午完璧歸趙。報什么,我心中終于有底了。

      我被編在文科一班,蔣先華、吳志昆、羅文明等高手一一在列,上一屆的徐金華、余大光、李秀華、邱小晶,高許多屆的華倫儀也回校復讀編入該班。徐金華、余大光上年高考離上大學僅咫尺之遙,激烈的競爭在班上悄悄展開。

      (二)尖子生福利

      沈君奇校長屢有妙招。78年就通過搞好幾輪次的總復習取得不俗的成績。79年,他謀劃著姑田中學高考要來一個重大的飛躍,于是,分好班后,他當機立斷,把所有尖子生都集中住宿,集中晚自習。

      我雖然在尖子之列,但家離學校不過兩里地,而且不久前父母剛剛給我開了一個單間,有了這個自我做主的小天地,我根本就不想離開。父母則還希望我這個大兒子每周能給120穴甘蔗輪著澆一遍,于是,我拒絕住校的理由便很是充分。

      一天傍晚,我澆完甘蔗回來,正吃著晚飯,隔壁阿婆過來說有人找我,我忙迎出去,還沒到門口,就看見班主任吳迺慶老師進來了,是來動員我住校的。父母急忙離開飯桌,搬了一張條凳給吳老師坐。吳老師沒有落座,站著對我父母說話,先是介紹我基礎如何如何的好,學習怎樣怎樣的用功,褒揚了一番之后,便提醒我父母,孩子的前途要緊,一輩子的事,關鍵就看這一年,學校的舉措就是要給孩子創造最好的條件,讓孩子充分利用時間學習,希望他們辛苦一些,澆甘蔗什么的,就別指望孩子,孩子有了前途,不單好他自己,給家庭的回報也是不可估量的。老師語氣柔和,句句在理,父母唯唯諾諾。母親說,學校都是為孩子好,她不會再讓孩子做這做那了。父親畢竟見過一些世面,表示感謝學校、老師的關愛,一定全力配合。于是,抱出家里最新的一條棉被給我。吳老師連茶水也沒有喝上一口,就抱著我的被子先走了。吃了夜飯,母親找了一個布袋,量了幾筒米,拿了家里唯一一個刷牙用的口杯,連同七八團豆醬干讓我帶上。臨行,父親給了我一塊錢菜錢,問我夠不夠,實際上他已掏不出更多的錢,而我暑假做瓦片,除了上交外,還攢著三四塊私房錢。我說,夠了,學校的菜才三分五分錢一份,一塊錢可以用很久。父親說,想吃時,也可以買幾片肉吃吃。就這樣,我第一次離開家,住進了學校。

      我的宿舍住8個人,段木做成的架子床,分上下鋪,我和羅文明搭鋪,徐金華也住同一宿舍。隔壁宿舍住著來自賴源的男生,兩個宿舍間用薄板隔開,上半部分是空的,吳東升、曾崇欽經常翻越到我們宿舍,用賴源方言講半葷不素的簡短笑話,邊說邊翻譯,惹得我們前仰后合,小腹抽著筋的痛。

      尖子生復習的地點就在校長室邊上的學校會議室,文理科尖子全集中在一塊,沒有固定的桌位,連續幾天后,每人的位置也就約定俗成。理科班的尖子占絕對多數,復讀的羅梓和、華丕長、蔣文智等,應屆的俞運煌、江丕煌、華生炎等,一坐下來就埋頭看書、作業,多數時候鴉雀無聲,幾乎只能聽見翻書,翻科作業紙的響動,那氛圍,就像伏擊戰將要打響前的一刻。

      那時的電力供應很不理想,經常斷電,電壓還極端不穩定,因此,其他同學不硬性要求晚自習。學校給我們備用一盞汽燈,每天都加滿油,先到的同學撲哧撲哧給打足氣,供電一出現問題,就立刻點上。汽燈發出的光白閃閃的,比電燈明亮得多,我們倒希望電燈經常沒電,但那電燈總是堅韌不拔的像鬼火一般的亮著,還好的是,那時我們的視力幾乎都能趕上貓頭鷹了。

      尖子生還有一項巨大的福利,就是每天晚上九點半左右,學校會給我們每個人提供一大碗的面疙瘩。清水煮透,沒有什么油星,表面撒了一些蔥末,對農村的孩子來說,這已經算大餐,我們常常吃得連一滴湯都不剩。這碗面疙瘩入肚,我們又渾身是勁,尤其是寒冷的冬日,其熱量足以支撐我們后半場兩個鐘頭的復習。

      吃面疙瘩的當口,沈校長也偶爾露面,用他那帶濃重連城地瓜味的普通話鼓勵我們,說我們都是經過老師推薦,學校精挑細選出來,每個人都有責任為學校爭光,都極有希望考上大學,一番話,弄得我們像打了雞血似的。最突出的就是徐金華和羅文明,僅有兩個早上,我天還沒亮就起床,想好好的表現一下自己的勤勉,可水渠邊老梧桐樹旁那盞路燈,一天被徐金華占了,一天被羅文明占了,弄得我嫉妒得半死,以后在沒有信心起那么早。

      那一年,尖子生不負眾望,大多考上大專中專,沒有上的,后來經過復讀或考干什么的,走出鄉村,走上工作崗位。

      (三)老師的招數

      文科班的科任老師有:語文,蔡冰心;數學,吳金鴻;政治,周香琴;歷史,謝濟中;地理,吳迺慶等。

      之所以報文科,相信有不少同學也是因為理化確實學不來,學政史地,聽一個一知半解總還有個一知半解,騙不了老師,騙騙自己總還是可以的。班主任吳迺慶一上地理課就強調地圖地圖,他說,只有把地圖印在腦海里,才會有興趣學地理。他教我們一個方法,比賽找地圖中的最邊邊角角的地名。地圖冊中標注的字跡可真小,你隨便說一個,要很快找到它,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一著,實實在在激發了我的興趣,課件,我便邀幾個同學,抱著地圖冊,你說一個地名,我說一個地名,大家比賽誰找得快。一個時期下來,哪一條海溝,哪一道海峽,哪一座山峰,居然了然于胸,學起地理來也相對得心應手。

      政治老師周香琴,清瘦利落,快言快語,一筆字開合得當,勁道不差,有男士風采。開始時像填鴨子一樣,噼里啪啦,把好多好多知識點一股腦兒塞給你,讓你有一種快要爆炸的絕望感覺。接著,她再條分縷析,一點一點給我們講解得清清楚楚,原來的一頭霧水漸漸地清晰起來,原來的不堪負重,變得輕松自如起來。我們也逐步明白了先繁后簡的好處,這可不就是現在常講的崩潰療法?

      語文老師蔡冰心,那時三十出頭,就像一個知性的大姐姐。她扎著兩根垂肩短辮,穿一件合體的碎花翻領小西裝,音色圓潤,吐字清晰,悅耳動聽,講課文不疾不徐,娓娓道來,展現出實足的畫面感,把我們引入一個個人間盛景。沒有苦口婆心的勸導,沒有慷慨激昂的鼓動,一如春雨,潤物無聲,我們如沐春風,自然就跟著她的節奏,在文字、語法、篇章的通道上行進。

      數學老師吳金鴻,口音里帶著濃重的莆田腔,數學水平跟他的高度近視眼鏡成正比。他的眼鏡鏡片很厚,側面看去,一圈圈十分明顯。課堂上,他偶爾摘下眼鏡,只見他眼窩深陷,被鏡片遮擋的地方顏色明顯比其它地方白許多,讓人看了瘆得慌。他的古板跟數學本身的古板一般無二,但他上課時居然能加入許多滑稽的動作來產生浪漫的色彩,從而在一片歡笑聲中闡釋各種概念。有幾次,他玩偶般比劃著走下講臺,繼續往邊上走,差一點就吻著墻壁了,正當我心兒高懸,快要驚叫出聲時,他卻恰到好處的停止。某些公式定理,確實是通過他的形象才深深的烙在我的腦子里。

      歷史老師謝濟中,水平高,資歷深,走路步不加快,說話聲不加高,永遠溫文爾雅,最具儒者風范。每個歷史朝代的知識點,他都設計成題目,把題目標注在一指寬,約20厘米長的竹簽上,數支或數十支竹簽裝在一個竹筒里,每節課,他都點上幾位同學,上臺抽簽,按簽答題。這一著很是厲害,不知什么時候會被點上,不知會抽中什么題目,要想不出丑,唯有上課專心聽講,課后認真復習。

      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面對各科老師的無窮招數,豬往前拱,雞往后刨,我們也只能使出渾身解數,見招拆招。這么的你來我往,我們貧瘠的頭腦中,知識的儲備終于豐裕起來。

      (四)進城趕考

      高考考場設在連城一中。這次進城趕考,是我第二次進城。多年前,父親到縣里開春耕生產三級擴干會,帶我進城玩了一次,住在縣招待所,縣城給我的印象是街道寬敞了一些,路燈明亮了一些,還有就是有幾棟3、4層的高樓,招待所的缽子飯很好吃。這次進城,讓我興奮得像出國旅游似的,大半夜睡不著。

      早飯,母親給我下了一碗面,煮了兩個雞蛋,蛋殼染成紅色,這種優厚的待遇讓我受寵若驚,表明這次出門非同小可。后來聽同學說,他吃的是蔥面,蔥代表聰明,蛋,特別是鴨蛋是不能吃的,利市不好。好在那時母親不懂這些道道,否則,要后悔一輩子。

      我們搭乘的是姑田到連城的班車,上車亂擠,我好不容易搶了一個靠近車門的座位,剛坐下,有個婦人上車,要我將座位讓給她,我好不容易進一趟城,坐車對我來說是個稀罕的事,而且還是去參加高考,我說什么都不肯,再說,車上那么多人,憑什么偏偏要我讓座。婦人沒有再堅持,我以為這是再正常不過的,沒想到留下后話。高考完回到家,我卻落得個“有眼不認人”的罪名。原來,我根本不知道此婦人是我叔母的妹妹,算起來該叫姨媽,更讓我吃驚的是,他是同學江某某的母親,不知當時江某某同學是否有座位。我又不服氣,又委屈了好一陣子。幸虧這罪名是考后才得知,如果早些天知道,還不知后果會怎樣。

      我們住在東門橋頭的蓮花旅社。熟悉考場時,我第一次見到那么多操著各種口音的同齡人,第一次看到教室外拉上警戒線,第一次發現有挎著步槍的基干民兵巡邏,第一次看到并聽說那個牽著狼狗,佩戴著短槍的黑臉包公,是公安局的狼狗訓練員,外號叫狗官,第一次遇見這樣如臨大敵的陣仗,我的小心臟撲通撲通狂跳起來。

      考前的晚上,我們在蓮花小學溫習,當然,許多同學并沒有這樣做,而是成群結隊上街去了。我不知復習什么好,只是翻開語文書,盲無目的的看文言文。理科班的俞運煌、江丕煌他們則在研究一張科技報,報紙的第四版有高考數學復習題。巧的是,數學試卷中有一題大題跟報紙上的極為相似,十好幾分的分值。

      第二天上午考語文,我沿襲著頭天下午的緊張,整場考試,我連頭都沒有抬一下,更不用說左顧右盼了。一直到出場,除了覺得脖子僵硬,我連監考官長什么樣都不知道。這樣的狀態自然發揮得一塌糊涂,作文是改寫何為的《第二次考試》,兩千多字的原文看得我腦袋發脹,又沒練習過改寫,只好東一點西一點的拼湊,將原文按字數的要求壓縮成篇。

      回旅社的路上,聽說有人嚇得尿了褲子,還有個女生嚇得昏了過去,有了這樣的故事做注腳,此后的考試,我的心情松弛了下來,只是答題時仍舊一路磕磕碰碰,有一道數學開平方的4分題,第一步就把原題中的系數2給漏了。這也許就是我命運的分水嶺,假設加上那個分數,我就可能上師大。

      考試結束那天,我們是各自回家的。不像現在的孩子,一定要交到家長的手中,老師的使命才算完成。大哥謝仁秋是半個連城通,他約我和華丕長到石門湖游玩。那時的石門湖還沒開發,只是一個水庫而已。我們從老車站步行,順著蓮塘路出發,不久拐進一條機耕道,路面坎坷不平,到處是積水,路邊恣意生長的蘆葦和金櫻花的枝條時常伸到路面,擋著我們的去路,我們只得每人抓了一截隨手撿的枯枝,拍拍打打著前進。到了所謂的碼頭,只有一艘柴油機做動力的小木船,主要是擺渡塘前小朱地、姑田大樣地到城里趕圩辦貨的行人。恰巧要送人,我們便問是否可以乘船,船老大說可以,每人要收一角錢。我們交了錢,坐了上去,船上沒有救生衣,甚至連一個充氣的輪胎也沒有。柴油機發著沉悶的嘭嘭聲,排氣管吐著濃黑濃黑的煙,船兒犁著水面前進,水波層層涌起,拍打著船幫,清涼的風和著水汽,一陣一陣從臉上拂過,十分愜意。船兒過了一個水窩又轉入另一個水窩,似乎永遠沒有盡頭,遠遠近近的黛綠色的青山,夾雜著一團團的紅葉和紅杜鵑,格外的燦爛醒目。

      坐了一個來回,我們意猶未盡,雖然沒有路,我們還是想爬一爬山。于是,憑著一股無知無畏的勇氣,我們撥草穿林,攀巖越嶺,想從石門湖硬闖到冠豸山去。不多時,我們到了一個進退維谷的境地,前面是一堵幾乎直立的懸崖,回望上來的路,石壁嶙峋,十分兇險,想原路返回,絕不可能。我們忽然感到危險的逼近,不由得身上發冷。三個人休息了片刻,沒有別的辦法,只能橫著向前摸索。小心翼翼的走了幾十米,透過樹葉,我們看見不遠處的灌木叢中,有一條隱隱約約的小路向外延展。要是能接上小路,就能順著小路走出去。

      腳底下有個水潭,不大,潭邊是細細地沙子,白凈凈的。幾棵松樹直挺挺的長上來,青翠蔥蘢,超過我們的頭頂,離我們最近的只有一米多。謝仁秋揪了一根藤蔓,試了試,還沒等我說小心,就見他身子往外一斜,腿兒一蹬,敏捷的抱住松樹,很快就溜到樹底。華丕長依樣畫葫蘆,也順利的到達。他們兩個一下去,我一下覺得無依無靠,那松樹好像也離我遠了不少,我戰戰兢兢地一手糾著青藤,一手往松樹探,身體很快失去平衡,只得棄了藤條往樹上撲,也許是手腳配合不夠協調,也許是用力過猛,承載過他們兩個重量的松樹尾巴,居然叭的一聲斷裂了,我被松枝掛了好幾下,掉到只有一些水的沙面上,他們兩個不但不同情,還賊賊的嬉笑起來,幸運的是,除了褲子弄濕,手臂上劃了幾道輕微的小口子,毫發無損。

      這個半天,我們玩得無比開心,好像高考早已離我們遠去,考上與考不上都跟我們沒有半毛錢關系。

      (五)發榜前后

      考完回家,我就跟著母親,投入田間地頭的生產勞動。生產隊里有許多約定俗成的分工,老隊員一般是割禾,最身強力壯的后生輪流踩打谷機,婦女和我這樣的新勞力,就是抱送稻子。實際上這是工分最少又最苦逼的事。割禾的,可以直直腰,講一通笑話,或是卷一支喇叭筒,慢慢的吸著消磨時間。踩打谷機的,可大大方方停下來休息一陣。抱送稻子的婦女,也還可以走到遠遠的山腳下,避開眾人小解。我這個新勞力只能不停的來來回回,把割成堆的稻谷抱到打谷機旁,保障供應,老農們還常常吆喝著你,掐斷你偷懶的念頭。

      只幾天功夫,我整個人被曬得烏黑,右手手腕處,被禾葉割扯的地方紅腫發膿,疼痛難忍。有一天,我見一撥人去插秧,也主動并入他們的行列。插秧有一個大活叫破直,就是在田間直直的插出一列,把大丘的分割成小丘,有經驗的老農,可以插得像繩索拉直一般。

      我插過幾回秧,雖沒有破過直,但還是信心滿滿的試一試,我想,平行線什么的道理,我總不至于比他們差吧。我在一處田埂下田,橫著插了八叢,再依次一排排往下插,開始,我瞇著眼睛瞄一瞄,還覺得挺直的,秧列一長,就歪了,又不好拔了重來,只好修正,往右歪了就往左修,往左歪了就往右修,還沒到田中央便參差不齊,不成樣子。

      生產隊長是個壯漢,說話甕聲甕氣,咄咄逼人,經常可以聽到他的責罵聲,隊員們都怵他,也服他。他提著一把秧苗過來,直呼我的名字,作田三天半,不知洗洗腳筒彎,你考上大學當先生,這樣插還差不多,不然,好好學個三年兩年的,破直破直,你以為一破就直嗎?

      我羞愧難當,剛下地干活那會,收工洗腳,確實膝蓋內側的腳筒彎還有大塊的泥巴沒洗干凈,這秧又插得狗啃一般,我真不理解,課堂上學的平行線,到了田頭怎么就不管用呢,這時,我才真真切切的有考上的強烈愿望。

      那天下午正要收工,堂兄騎著單車到田邊,扯著嗓子告訴我考上大學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也不相信堂兄,他初中都還沒畢業,我考上沒考上,他怎么知道。他說,真的,紅榜在新街貼出來了。我顧不得洗手洗腳,沖到路邊,跳上他的單車就走。一路狂奔,到了新街供銷社門前,那里已圍了一大圈人,我和堂兄鉆進人群,抬頭看紅榜,確確實實是高考上線學生名單,大中專合起來有二十多號人。堂兄指著紅榜說,第三排第一個。我定睛一看,果然是自己的名字,身上像被電擊一樣,抖了一下,有種似夢非夢的感覺。過了好一會,我才定下神來,好好的看了那一串名字,尖子中,有一多半上榜。圍觀的群眾對上面的名字逐一深挖,互通信息,某某是哪個大隊的誰誰的孩子,最后得出一個結論,所有考上的都是吃谷子(農業戶)的,孩子們好像為他們爭了氣,他們個個臉上都洋溢著自豪與幸福。

      接下來是查分數、報志愿。總分在200分以上的都有列出來。我考了300多分,文科應屆第一,比我高的是徐金華。報志愿的手冊才兩本,上線的同學你爭我奪的翻看。我分數不高,不知道能報什么學校,不過,我很小就有當兵和做法官的情結,因此,我的第一志愿是華東政法大學。我的地理分數83。5,算是高分,但師大地理系卻屬理科,文科類沒有多少可報的學校,于是,我填上福建師范大學歷史系和龍巖師專中文系,就這么簡簡單單,幾分鐘搞定。后來才知道,文科330分以上可上廈門大學,310分以上可上師大。理科310分以上可上福州大學,300分以上可上師大,師專最后的分數線是理科268,文科273,。徐金華超過廈大分數,不知怎么卻被福師大錄取去了。

      再接下來是體檢。我們大多是第一次到縣醫院,到了集合地點,都規規矩矩的跟著縣教育科的老師走,從這個科室轉到那個科室,每讀到一個名字就進去。念到羅梓和時,老師念成了羅辛和,連叫了三遍,羅梓和才反應過來。我們吃吃的笑,不敢大聲,怕老師覺察到什么。

      視力檢測室極為簡陋,一面墻上掛著一張長條形檢測表,靠墻右前方是一張五成新的藤椅和一張簡易辦公桌,左前方放著一張方凳。藤椅上坐著一個穿白大褂,微胖的中年婦女,手里握著一截手指粗,約1米長的木棍,有點兇神惡煞。她嘴角向方凳一努,坐下。我乖乖坐下,對面是一面長條形鏡子。婦女語氣短促,模糊不清的說,向左向右,我不解,她又說了一遍,我還是不解,側身看著她,她揮著木棍,不耐煩的說,看我干什么,看鏡子。我認真的看著鏡子,才發現鏡子深處映著視力檢測圖,婦女手中的棍子尾巴正在上面游走。是左是右,用手比方向,笨蛋,她大聲的呵斥,我似乎懂了檢測表上那些仰天俯地顛顛倒倒,大小不一的M是做什么用的了,心中很是不爽,憂憂疑疑的舉起手,按M肚皮的朝向比畫,連最小的一排都看得清清楚楚,最后,婦女在體檢表上填了個1。5,我心里樂了,把她的惡劣態和自己的不快沖得一干二凈。

      這次體檢終生難忘,是我送別開襠褲后第一次當著眾人的面赤身裸體,第一次讓一個陌生的男人摸了下體,第一次被人扒了肛門,第一次有人用塑料錘敲我的膝蓋,敲得我的小腿彈起來,差點踢掉那人的眼鏡,第一次被人呵斥,罵笨蛋,第一次在透視屏幕上看到其他同學的心跳。除了有一個醫生看了我手腕上還沒有退去的膿腫,寫了個“急性皮膚炎”外,一切正常。

      (六)踏入大學校門

      等待錄取通知書的日子是極端難熬的。其他同學的通知書都陸陸續續的到了,唯有我的杳無消息。興奮早已過去,剩下的只有忐忑。

      一天,碰著一個老師,他把本來就暴突的眼睛睜得圓溜溜的盯著我,不會有什么問題吧。我心里咯噔一下,問題?有問題嗎?他說,你成績上去了,成份又是貧農,父親還是大隊書記,政審沒問題,一定是體檢不過關。我說,體檢都好,就是手腕被禾葉割,化膿了,醫生寫了個“急性皮膚炎”。這就對了,急性皮膚炎會傳染,可能問題就出在這,那個老師好像很堅定。

      回家一說,父母都緊張起來,可那是禾葉割的,不再下地就會好

      的。自己這么解釋行得通,怎么補救卻毫無辦法,只有干著急。

      眼看八月就要過去,收到通知書的,戶口手續都辦好了。正當我焦慮無比的時候,78屆擴招到龍巖師專外語系的表姐托人口信,她在師專新生名單上看到了我的名字。這下,一家人懸著的心才算落地。

      沒兩日,錄取通知書收到,往糧站交了半年的口糧,戶口遷移很快辦妥,我終于從吃谷子變成吃米了。

      父親為我定制了一個80*50*40厘米的大木箱子,棉被、書本、衣服和日用商品全部往箱子里塞,竟然還沒有把箱子塞滿。買了一翻1。2米的草席,和箱子捆在一起。報到那天,我搭乘表姐夫沈在平開的兩噸半卡車到連城,站在車斗里,一路開心,偶爾還吹上幾聲口哨。相約一塊到龍巖的江維才同學已經在車站等候,他幫助我把箱子抬到行李托運處辦理托運。

      班車一路顛簸,整整過了半天,才到龍巖。我們各叫了一輛三輪車。踩三輪的師傅慢慢的蹬,我們悠悠的看。第一次到了比連城大的城市,看到更寬的馬路更多的人和更高的樓房。我們的三輪車相距不過10米,當我遠遠看到一棟高樓,默默數著它的層數,將要到樓前時,回頭一看,江維才的三輪車早已不見了蹤影。問了師傅,才知道他讀的農校往南走,我讀的師專往北走。就這樣,我走進了一個完全陌生的境地。

      在一處很長的臺階前,師傅把我的箱子卸了下來,他說,就在那上頭。看看臺階,不算陡,但足有百級,我一個人是無論如何抬不動箱子的。等了一會,有個長了一抹小胡子的年輕人走了過來,要上臺階,我連忙央求道,老師,能幫我把箱子抬上去嗎?箱子兩邊裝了金屬耳,他熱情的向前,一只手抓住一邊的耳,他問我哪里的,我回答連城的。他說,他也來報到的學生,我吃驚不小,他少說也有三十歲了吧,而我才十七歲,我們相隔一代那。

      報了名才知道同學中三十多歲的有好幾個,他們都工作了好幾年,有的當過生產隊長,他們也抽煙,還發煙給老師抽,跟老師說話就像老朋友似的,讓我好生羨慕。

      龍巖特別的熱。我們住大宿舍,一個宿舍16個人,兩人合用一張辦公桌,床位自己挑。我住下鋪,草席和蚊帳都太大,上鋪的同學分了幾個圖釘給我,我把蚊帳頂釘在上鋪同學的床板上,松松垮垮的,草席只能折掉一些。同學們都互相打了招呼,看得出他們中有不少是老相熟,有說有笑的。在他們的說笑聲中,我卻特別的孤獨。

      晚飯八個人一桌,一盆飯中間摳了一塊,剛好八塊,每桌一大瓷盆菜,表面是紅燒豬肉,小伙子們看到肉,自然是用搶的,沒兩分鐘就一掃而光,我卻沒有一點胃口,裝在飯盒里的一塊飯,只吃了三分之一就吃不下了。

      吃過晚飯,本連城的一位同學邀我到外面走走。下了長長的臺階,才知道面前就是龍巖唯一的公園——中山公園。公園里有假山、亭臺、寶塔,還有一棵樹冠很大,很古老的榕樹。公園里小徑幽幽,濃郁的夜來香熏得我有點頭暈。花燈初上,站在公園頂部的四角亭往下看,暈黃的路燈星星點點,與天上的星星連接在一塊,遠處矮山的輪廓消融在夜色里。

      回到宿舍,沖了個澡,我就上床,早上父母兄弟們陪我吃飯、送我出門的情景往我腦袋擠來,眼淚禁不住奔涌而出。這個晚上根本就沒睡,挑柴、拾糞、插秧、做瓦片、澆甘蔗,父母、兄弟、親戚、同學,一幕幕,一組組在腦中放映,淚水打濕了枕巾。

      十天半月,就適應了那兒的生活。

      一天早上,傳來消息,隔壁宿舍的一位同學昨天夜里從上鋪滾落,腦袋磕著辦公桌角,傷勢不輕,正住院。午飯后,我們成群結隊到醫院看望。同學頭纏繃帶,躺在病床上不能動彈,好慘。禍不單行的是,一個更壞的消息在悄悄的傳開。那時考試的分數都是手工抄寫,該同學的數學5。5分被誤計為55,按照規定,必須退回原籍,可目前的情況,再把他退回農村,恐怕他受不了打擊。

      他的遭遇得到了同情,折中的方案出來了,該同學退回公社,保留居民戶口,安排民辦教師工作。該同學住完院就再沒有回學校。后來聽說,他干了幾年民辦,招干到了鄉政府,函授得了本科文憑,當上了某市的組織部長,可謂因禍得福。

      很快,三個月過去了,據說這是每個學生的復查考察期,除了那位,所有同學都過關。

      那時起,我才真正成為當年被稱作天之驕子的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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